郭沫若八字分析(郭沫若八字 正官)

八字分析2022-11-18260

郭沫若 资料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伟人,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广阔的学术领域里留下丰厚遗产,影响深远。与其笃实的学养一脉相通,郭沫若在书法艺术方面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1937年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翰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了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

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

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人,其书法成就直堪与东坡媲美,为世所重。东坡书法向来受到书法界重视,为宋代尚意书风代表。郭沫若书法从宋四家出来,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宋四家意味,但又个性突出。苏东坡书法曾被黄山谷戏为"石压蛤蟆",但其横向取势的结体,实际从隶书而来的书法史上就已有历史,与黄山谷书法取纵势截然不同。正如秦效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字之结体汉唐即有横纵二种。黄纵苏横,不必是病。"沙孟海先生以"斜划紧结"与"横划宽结"概括之。郭沫若书法与东坡书法同属于横画宽结一类。郭沫若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书写了大量书法作品,同时,与马衡、常任侠等人进行了江北汉墓的试掘,发现"富贵"等字砖,为保护文物做出了贡献。由于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郭沫若的书法研究,可以从他对甲骨、金文研究开始计算,成果丰硕。到六十年代,郭沫若与高二适等人展开《兰亭》真伪大讨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极大地推动了书法研究的深入,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时期的发展。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兰亭论辩中的数篇论文,无疑都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一生大风大浪中过来的郭沫若,在其书法里头,充分表现出其大学者、大文豪风范:每幅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都十分肯定、果断,没有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都富有时代气息;对古典书法有过广泛深入的学习与探究,深得苏东坡、颜真卿神韵。郭沫若学习书法,不象一般人兀兀穷年专于一家而难有自家面目,而是从一开始便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非以自身作为先人奴隶,而是化他人为己用,独具风骨。

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 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 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 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 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 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 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 《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 他 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 诗歌等。 新中阳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 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 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大事年表

1892年 11月16日 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学名开贞。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5年 春 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

1906年 春 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 三名。

1907年 春 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 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8年 秋 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

1909年 秋 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 春 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 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 未实行 1911年 冬 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受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

1913年春 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 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 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抵东京。秋 ,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

1915年 秋 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屠格涅夫、歌德、海涅 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

1916年 夏 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 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婚。开始新诗写作。

1917年 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8年 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 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

1919年夏 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作小说《牧羊哀话》。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

1920年 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译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 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 6月 文学团体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

1922年 《创造》季刊五一节创刊。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3年 春 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即回国从事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创造社刊物。 译尼采《查拉图斯屈拉钞》前半部。 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出版。

1924年春 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 《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 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作《水平线下》。

1925年 在上海结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目睹五卅惨案实况,作二幕剧《聂耳》。《文学论集》出版。译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发表组诗《瓶》。

1926年3月 与郁达夫等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实行文科改革。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 7月 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27年 3月 在南昌朱德住处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被蒋介 石政府通缉。8月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竟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冬 潜回上海从事文艺活动。重译《浮士德》第一部。因患斑疹伤寒,错过乘船转移到苏联去的机会。

1928年2月 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沪,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市市, 行动受警方监视。通览东京东汉文库先秦史籍,研究中国古代史。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

1929年 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译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

1930年 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

1931年 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生命之科学》等译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作《金文丛考》、《创造十年》。

1933年作《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1934年 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再译《生命之科学》。辑译《日本短篇小说集》。

1936年作历史小品数篇,辑为《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译德国席勒《华伦斯太》。

1937年作《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 抗日战争爆发。只身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化工作。

1938年1月 与于立群结合,同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0月 武汉失守,经长沙、桂林撤至重庆。

1939年《石鼓文研究》出版。

1940年4月 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9月 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 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1941年11月 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等发起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编《五十年简谱》。改写《棠棣棣之花》。

1942年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3年 作历史剧《南冠草》。研究先秦诸子。

1944年春,作《甲申三百年祭》, 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遂被国民党政府解散。《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 夏 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历史人物》出版。

1947年 译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编《少年时代》、《革命春秋》、《天地玄黄》等。冬 迁抵香港。

1948年作《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年末 为出席新政协会议,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 3月 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 建国前夕 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 3月 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 5月 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8月 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 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 2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 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海涛集》出版。

1952年 2月 《奴隶制时代》出版,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 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 获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3月 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

7月 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10月 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11月 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 作《屈原赋今译》。3月 随周恩来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吊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5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6月 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获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称号。

1954年作《管子集校》。 5月 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6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 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4月 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6月 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冬 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作《访日杂咏》等。

1956年 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1957年 17卷本《沫若文集》开始出版。6月 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潜回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著作书目

《女神》(诗集)1921,泰东

《三叶集》(散文集)与宗白华、田汉合著,1920,亚东

《星空》(诗集)1923,泰东

《聂莹》(剧本)1925,光华

《文艺论集》(论文集)1925,光华

《塔》(小说、戏剧集)1926、商务

《落叶》(小说、戏剧集)1929,创造社

《三个叛逆的女性》(戏剧集)1926,光华

《西洋美术史》(理论)1926,商务

《橄榄》(小说、散文集)1926,创造社

《瓶》(诗集)1927,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3931,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现代

《沫若书信集》1933,泰东

《豕谛》(历史小说)1936,不二书店

《北伐途次》(散文)lQ37,潮锋出版社

《甘愿做炮灰》(剧集)1938.北新

《战声》(诗集)1938、战士出版社

《创造十年续编》(回忆录)1938,北新

《羽书集》(散文、论文集)1941,香港盂厦书店

《屈原》(剧本)1942,重庆文林出版社

《蒲剑集》(散文、论文集)1942,重庆文学书店

《棠棣之花》(剧本)1942,作家书屋

《虎符》(剧本)1942,群益

《屈原研究》(论文)1943,群益

《今昔集》(论文集)1943,东方书社

《孔雀胆》(剧本)1943。群益

《南冠草》(剧本)1944,群益

《青铜时代》(史论)1945,文治出版社

《先秦学说述林》(论文)1945,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

《十批判书》(史论)1945,群益

《波》(散文集)1945,群益

《苏联纪行》(散文集)1946,上海中外出版社;改名《苏联五十天》,1949,大连新中国书店

《归去来》(散文集)1946,北新

《筑》(剧本)1946,群益

《南京印象》(散文集)1946,群益

《少年时代》(自传)1947,海燕

《革命春秋》(自传)1947、海燕

《盲肠炎》(杂文集)1947,群益

《今昔浦剑》(散文、杂文集)1947,海燕

《历史人物》(史论)1947,海燕

《沸羹集》(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天地玄黄》(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地下的笑声》(小说集)1947,海燕

《创作的道路》(理论)1947,文光

《抱箭集》(小说、散文集)1948,海燕

《蜩螗集》(诗集)1948,群益

《雨后集》(诗集)1951,开明

《海涛》(散文集)1951,新文艺

《奴隶制时代》(史论)1952,新文艺

《沫若文集》(1—17卷)1957一1993,人文

《雄鸡集》(诗集)1959,北京

《洪波曲》(自传)1959,百花

《蔡文姬》(剧本)1959,文物

《潮汐集》(诗集)1959,作家

《骆驼集》(诗集)1959,人文

《沫若全集》(文学编l—5卷)1982一1987,人文

翻译书目:

《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群益 。

翻译书目:

《菌梦湖》(小说)德国 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 歌德著、1922,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 河上肇著,1924,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 雪莱著, 1926,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 歌德著,1928,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 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 辛克莱著, 1928,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 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群益.

介绍郭沫若这位作家。(急用急用)

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淫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屈原赋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十、以戏剧小舞台“再现”历史“大舞台”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巨大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无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屈原》为突出代表,蕴含着其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历史剧作关系的理论得到新的充实。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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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

八字评命

十星总论

论用神

清沈孝瞻《子平真诠》云:

八字用神,专求月令,以日干配月令地支,而生克不同,格局分焉。财官印食,此用神之善而顺用之者也;杀伤劫刃,用神之不善而逆用之者也。当顺而顺,当逆而逆,配合得宜,皆为贵格。

是以善而顺用之,则财喜食神以相生,生官以护财;官喜透财以相生,生印以护官;印喜官杀以相生,制劫以护印;食喜生旺以相生,生财以护食。

不善而逆用之,则七杀喜食神以制伏,忌财印以资扶;伤官喜佩印以制伏,生财以化伤;羊刃喜官杀以制伏,忌官杀之俱无;月劫喜透官以制伏,利用财而透食以化劫。此顺逆之大格也。……

然亦有月令无用神者,将若之何?如木生寅卯月,日与月同,本身不可为用,必看四柱有无财官杀食透干会支,另取用神。然终以月令为主,然后寻用。是建禄月劫之格,非用而即用也。

民国命理学家徐乐吾评注说:

用神者,八字中所用之神也。神者,财、官、食、印、偏财、偏官、偏印、伤官、劫刃是也。八字中察其旺弱喜忌,或扶或抑,即以扶印之神为用神,故用神者,八字之枢纽也。所以用神未真,命无准理,故评命以取用神为第一要义。取用神之法,先求之于月令之神,月令者,当旺之气也。如月令无可取用,乃于年日时之干支中求之。用虽别求,而其关键仍在月令。譬如月令禄劫印绶,日元盛旺,劫印不能用,则别求克之泄之之神为用,用虽不在月令,而别求之关键,则在月令也。若四柱克泄之神多,日元转弱,则月令劫印,仍然可用。故云用神专求月令,以日元配月令地支,察其衰旺强弱而定用神也。……

至于名称善恶,无关吉凶。为我所喜,枭伤七杀,皆为吉神;犯我所忌,正官财印,同为恶物,不能执一而定论,在乎配合得宜而已。因用神之重要,故凡五行之喜忌,干支之性情,以及生旺死绝合刑冲之解法,同为取用时所当注意,虽为理论,实为根本。

按:以上所言“用神”,分为两种,不可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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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局中所用之物(或有用之物),为用神。如己日干生于酉月,天干透辛,则以辛为用神,辛为己之食神,即食神为用,此为食神格。但这个食神并不一定是使命局趋向综合平衡之物,只是八字“有用”之物而已,见下。

二、使命局趋向综合平衡的一种五行,为用神。承上,己生酉月,天干透辛。

①如果四柱其余干支中有许多己土比肩、戊土劫财、丙丁火印星,己虽生酉月泄气,而日干仍然较旺,柱中又有壬癸水财星的话,可以取财星作为用神,如:

戊己辛癸

辰巳酉未

辛金得月令透干,金之力强,可取辛金为用(因辛金有用),为食神格,柱多比劫印星,日干强,取年上癸水为用神,为食神生财格,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秀气流通,诚为美格,大运走水运,必然大吉大利,发福百端,金运次吉,也是好运。火运损了食神不利,木运平常,土运有吉有凶。此身旺,食神之利在于泄身、生财。

②如果四柱其余干支中戊己土、丙丁火少,日干又因为食神旺而泄气过甚,日干衰,又宜以火土为用神,如:

庚己辛癸

午酉酉亥

此己土遭伤官食神重重泄气,日干衰弱不堪,只可取午中的丁火、己土作为用神,大运必以火土(丙丁火制金,戊己土帮身)运方佳,虽然八字不平衡,但一走到是火土的大运流年,仍可发福非常。行金、水、木皆为凶运。此身弱,食神之弊在于泄身生财,己身尚不健全,何堪再见食神泄气。

③如果四柱其余干支多甲乙木,日干虽弱有根,此甲乙木克身为紧,必要食神制去官杀方可言吉,如:

辛己乙乙

未巳酉亥

此己土日干虽弱,但坐下印绶,时逢比肩帮身,不致过弱,所惧者,两重乙木通根透干,猛克己土,有杀先论杀,此杀星攻身为紧,妙在时上辛金透出,得月令力强,制伏乙木,则此辛、酉之金克去身边之鬼,此命又当以辛金作为用神,大运行金运,自可发福,土运帮身亦吉,不可行火运,克去了食神为凶(由此可知,身弱不一定行印运就是好运)。此食神之利在于杀重身轻,举动尽为牵制,日主喜食神,食神制伏七杀,一将当关,群邪自服,故本命又得以食神为用矣。

④如果四柱其余干支中丙丁火过甚,日干又强,则又宜以水克去丙丁火,以财损印,如:

辛己丁丙

未亥酉午

此不特丙丁火重重,生日干过多,且制了食神,必以壬癸水为用,以去其丙丁火,而卫护食神,大运行水,便是大吉之运。月令食神泄秀,今酉金被伤,必要水来救应,此柱中有壬水,大运仍宜水运为至美。此食神有病,要医其食神也。

由以上例证可知,凡局中有用之物,为用神,而此有用之物,当以月令为先,月令本气无取,可看月令所藏之物有无透干,若均无取,然后方能看别处(如例③)。此有用之物,有宜与不宜,宜则益之(如例①),过则损之(如例②),有病则医之(如例④)。

以上非独食神而言,其余诸多变化,要举一反三,细心领悟。

正官

【总论】

1、用之正官不可伤。

日主太强,八字中比劫重重,而财星不多,宜以正官制去比劫,使命局中和。若虽用正官制去比劫,但仍未中和,大运流年必要行正官运加强官星的力量,或行财运把柱中的正官生旺,使正官有力,而终达全局平衡之功用,故此正官之作用可谓大矣。此处之正官既为美物,岂可伤之,若柱有伤官,必然要克正官,深祸已经隐伏,大运再行伤官运,引动柱中伤官,必然大祸不免。就算八字中并无伤官,既取正官为格,行运亦忌伤官克官。如:

丁甲辛戊

卯寅酉子

此用之正官,被丁卯冲克而破,不吉。诗云:“八月官星得正名,局中大怕卯和丁”是也。

2、官轻见财为福利。

日干强,比劫重,寻八字之配合,当以正官为用,而柱中正官虽有,但力量不足以制劫,此为“官轻”,必要以财星生起正官为妙,以此加强正官之力。若柱中财多,自然妙不可言,大运或流年行至财乡,必属大吉之运。如:

丁庚甲乙

丑申申亥

此正官弱,得甲乙透干生之,乃官轻见财为福利。

3、有官有印无破,作廊庙之材。

日干弱,比劫少,官星旺,若有印星的话,则官生印,印生身,虽官旺亦不作凶论,缘印可泄官生身也。此官印相生,无明财破印,无伤官损官,诚美格也。如:

庚丁丁乙

戌未亥卯

此有官有印无破,作廊庙之材,为状元之命。

4、重犯官星,只宜制伏。

日干太弱,八字中官星叠见,其势强盛,而柱无印绶,不得已而取伤官食神猛制官星,使日主不至于被官星克伐殆尽。犹如苛政猛于虎,使得民不潦生,民为求生存,遂揭竿而起,与朝庭对抗。

戊丙癸癸

戌子亥酉

此官星重重,克身过甚,全赖时上戊土高透制伏。

【分论】

1、凡正官成格,柱中有一位官星健旺,又须日主强,得财印相扶,柱中不见伤官、七杀,行运引至官乡,必主富贵。

2、柱中官星结局,又有财资扶,必须行身旺运(比劫印星)方可发达。盖财官重重,日主衰弱,不能负荷,徒劳无用,运至财杀旺乡,必染重病。柱中官杀重,日主弱,七杀又旺,又行七杀运,恐有牢狱之灾。官者管也,官杀过甚,又行官杀,不生疾病,便遭司法机关之害。

3、五行正官,忌刑冲克破之宫。此不特正官而言,柱中可用之物,大多都忌刑冲克破。

4、若是身衰官杀旺,定知此命是贫寒。

5、正官见杀及伤官,刑冲破害,岁运相并必死。

6、有官要有印,无刑足可夸,不为金殿客,也作富豪家。

7、官星重见,只作杀推,再至官乡,灾非难免,若是太多,制之为福。

8、正气官星用月支,喜逢财印到年时,破害刑冲俱不犯,富贵双全报尔知。

9、官星不可被刑冲,官杀同来吉变凶,化杀为官方是吉,化官为杀祸重重。

10、官星大抵要身强,身弱须求运旺方,岁运更逢身旺地,无冲伤破是荣昌。

11、印多官多为贵命,官旺身衰反为病,官多身旺化为财,财旺身衰贫病并。

12、正官须在月中求,无破无伤贵不休,玉勒金鞍真富贵,两行旌节上皇州。

13、正官仁德性情纯,词馆文章可立身,官印相生逢岁运,玉堂金马坐朝臣。

14、大抵官星祸福真,正偏杂乱太无情,露官藏杀多为福,露杀藏官大祸兴。

七杀

【总论】

1、身强杀浅,假杀为权。

日干太强,八字中比劫多,财星少,官星无力或无,又无伤官食神泄气,正赖七杀补官星之不逮,以制比劫,比劫既制,则财星可安矣。此七杀成为权星,人命逢此,必然富贵峥嵘。如:

庚甲乙癸

午寅卯丑

此身强杀浅,假杀为权。

2、杀轻者喜财生之。

日主太强,八字中比劫重,七杀轻,而七杀既轻,难起制伏之功,必赖财星将七杀生旺,加强七杀制比劫之力。如:

庚丙壬庚

寅戌午午

此夏火炎炎,壬水七杀虽可制丙火,唯五月壬水弱极,必赖庚金发水之源,故杀轻喜财生之,大运流年喜金水之乡。

3、杀重身轻,制乡有益。

其义与前述之“官星重犯,只宜制伏”相类。日主弱,七杀多,比劫少,无印星化杀,不得已而取伤官食神猛制七杀,保全性命。八字中既有制伏,大运流年亦宜行制伏旺乡(行伤食旺地),自可言吉。如:

戊丙壬壬

未戌子子

此杀重身轻,水多火熄,无印化杀,必要戊土透干制杀,使丙火得以生存,岁运宜行火土运。

4、身弱有印,杀旺无妨。

日主弱,七杀旺,唯因有印星紧贴日干,化杀生身,虽杀旺亦不惧也,忌财星伤印。岁运宜印绶比劫之地。如:

甲丁甲癸

辰酉子巳

此毛泽东之命,丁生子月身弱,癸水七杀通根透干,两重甲木正印高透,泄水生火,身弱有印,杀旺无妨,杀印相生,贵不可言。

5、日主无根,弃命从杀。

日主弱极,八字中毫无比劫印星,又无伤食制杀,而只见满盘官杀,围攻日主,此即弃命从杀之格,反宜取官杀财星为用,岁运亦必要在官杀财旺之乡方吉,忌比劫印运,忌伤官食神运,主凶。“弃命从杀,须要会杀”,成格之条件为:日干失时,月支为官杀,且三合官杀成局或会官杀之局,四柱天干全是官杀、财星,没有一点比肩劫财及印星,方为成格。则此局只取财星及官杀为用,忌比劫印星。如:

辛乙辛戊

巳丑酉申

秋木凋零,地支巳酉丑会成金局,八字重重官杀,日主无根,全无比劫印星生助,只得弃命从杀,用神取金、土。忌水木火运,大运在水木火皆主凶。

【分论】

1、身强杀浅,假杀为权,杀重身轻,终身有损。

2、七杀如逢财助,其杀愈凶。七杀逢财生而愈旺

3、刃杀两显,威震乾坤。

4、杀不离印,印不离杀,杀印相生,功名显达。

5、杀印双全,宜其文武两备。

6、七杀遇长生之位,女招贵夫。如庚以丙为杀,而得丙寅,忌官星混

7、杀星子位,必招悖逆之儿。此言七杀居时辰无制

8、七杀有制亦多儿。

9、时上偏官有制,晚子英奇。

10、偏官七杀,势压三公,喜酒色而偏好争斗,爱轩昂而扶弱欺强,性情如虎,急躁如风。

11、身逢七杀是提纲,只为干衰大受伤,正禄交差刑煞入,终身不免有祸殃。

12、月支偏官最忌冲,伤官羊刃喜相逢,日干旺相皆为贵,制伏无过百事通。

13、身弱杀强无制神,多生灾祸不堪论,哪堪更入官旺地,耽疾带刑丧此身。

14、杀官混杂类,有去官留杀,亦有去杀留官。去杀留官当论贵,去官留杀主威权。

15、若乃时逢七杀,见之未必为凶,月制干强,其杀反为权印。

16、日上偏官一位强,日辰自旺喜非常。

17、年干七杀莫言凶,制合为权最有功。如丙以壬为杀,月干为丁,丁壬合杀作吉论

18、身弱官杀混,多夭贫。

19、弃命从杀论刚柔。阳日干不可从杀,阴日干方可论从杀之格

22、杀轻者喜财生之。

23、合官星不为贵,合七杀不为凶。如甲以辛为官遇丙合不吉,以庚为杀遇乙合作吉论

24、偏官有制化为权,唾手登云发少年,岁运若行身旺地,功名大用福双全。

25、偏官如虎怕冲多,运旺身强岂奈何,身弱虎强成祸患,身强制伏贵中和。

26、偏官不可例言凶,有制还他衣禄丰,干上食神支又合,儿孙满眼福无穷。

27、阴癸多逢己子伤,杀星须要木来降,纵然名利升高显,怎奈平生寿不长。

28、六丙生人亥子多,杀星拘印贵中和,东方运去兴名利,运到西方事转磨。

29、春木无金不是奇,金多犹恐返遭危,格中取得中和气,福寿康宁百事宜。

30、偏官偏印最难明,上下相生有利名,四库坐财宜向贵,等闲平步出公卿。

正偏财

【总论】

1、用之财星不可劫。

日主强,官杀微或无,财星弱,正可取财星作为用神,若见比劫,则财星被比劫所破,岂不为凶兆?故财星为用神则不可遇比劫旺盛,更不可行比劫岁运。如:

丙壬辛壬

午子亥辰

此乃郭沫若八字,壬水汪洋,一泄千里,无戊己透干制水,只得以丙丁火作为用神,行火运为最吉,木运为次吉。子午相冲,比肩重重且又出干,财星被伤,财为妻,妻妾遭伤,故为克妻多婚之命。

2、身强财旺皆为福,若带官星更妙哉。

日主强,比劫多,而财星旺,身强用财,固是美事,再带官星,以去比劫,妙不可言。凡身强财旺,必为富命,若带官星,财生官,又可取贵,作既富且贵之命推。如:

丁庚甲乙

丑戌申卯

身旺财多比劫重,丁火出干,财旺生之,富贵双全。

3、日主无根财太重,全凭印绶护身躯。

身弱财多成党,无比劫帮身,全凭印绶生身,乃免财多身弱之患。如:

丙己辛壬

寅亥亥子

此水多土流,己土柔弱无根,财星过多为害,全赖时干丙火坐下长生,贴身生土,正为“日主无根财太重,全凭时印星身宫”,运行火土运必发。

4、财旺者遇比何妨。

财多身弱,日主力不能任,尤须比劫帮身,身旺财少却怕劫,财多身弱不怕劫,柱有比劫得力更妙,岁运亦宜比劫,凡财多身弱者,行比劫旺乡多能发财。有云:“财多身弱,身旺则发。”如:

丙甲戊戊

寅申午辰

此李嘉诚之命,重重戊己土,满盘是财,日干甲木太弱,病在财多,38岁行水木运身旺之地,一发如雷,成为香港巨富,现个人财产达八百亿港元。

5、日主无根,弃命从财。

日主极弱,八字中满盘财星,无比劫帮身,无印绶生身,不得已而弃命从财,反取财为用神。大运流年宜伤食财乡,忌比劫印运。此格成立条件为,日主失时不当令,月令财盛,且柱中三合财局或三合财方,食伤亦旺,无比劫印星生助日干,此格方成。如:

己丁辛辛

酉巳丑酉

巳酉丑合金局,巳中丙火失其效力,八字全是财星,又有伤食生财,日主根气全无,为弃命从财格。

【分论】

1、先财后印,反成其福,先印后财,反成其辱。

2、财宜藏,藏财丰厚,露财浮荡。

3、财为养命之源。

4、无财而行财运,乃有名无实。

5、财多身弱,行官乡财旺,祸患百出。

6、地支无财官,干关明露,乃虚诈无实之命。

7、正财之格,主人诚实,行事俭约,赋性聪明,惟有悭吝。财旺身衰,主妻秉男权,持家干蛊,运行比劫,妻妾多危。

8、财旺生官,富而且贵,露官藏财,无不高位,藏财丰厚,露则虚费。

9、我去克他为妻财,干强则富。

10、身弱财多,喜兄弟羊刃为助。

11、财旺者遇比无妨。

12、妻财明朗,乔木相求。

13、财星入墓,必定刑妻。

14、支下伏财,偏房宠妾。

15、财星太过愚。

16、大运流年,三合财乡,必主红鸾吉兆。

17、财源被劫,父命先倾。

18、男逢财多身弱,妻话偏听,财星得位,因妻致富成家。

19、财遇长生,田园万顷,财旺生官,自身荣显。

20、大贵者用财而不用官。

21、孤寡者,只为财神被劫。

22、正财逢身旺而优游享福,遇劫财则晦滞呻吟,官星若见,平生惹事遭非,七杀若逢,处事少成多败。

23、财旺身衰,祸深福浅,财多身弱要印扶身,四柱财衰,怕劫分夺。

24、身旺无官只取财。

25、身衰财多财累己,是非不完起争端。

26、财多生杀,破祖劳碌之命。

28、正财无破乃生官,身旺财生禄位宽,身弱财多徒费力,轻财分夺祸多端。

29、身弱多财力不任,生官化鬼反来侵,财多身健方为贵,若是身衰祸更临。

30、日主无根财犯重,全凭时印旺身宫,逢生必主兴家业,破印纷纷总是空。

31、偏财格,主人慷慨,不甚吝财,与人有情而多诈。

32、偏财重实,其福则厚,最怕劫败比肩。

33、月上偏财,无劫无败,富甲人间。

34、偏财透露,轻财好义,爱人趋奉,好说是非,嗜酒贪花。

35、偏财身旺,趁求商贾之人。

36、偏财能益寿延年。

37、出现偏财,少爱正妻,多爱妾。尤以偏财在天干为验

38、偏财身旺是英豪,羊刃无侵福禄高,结识有情宜慷慨,若还身弱漫徒劳。

39、月偏财是众人财,最怕干支兄弟来,身强财旺皆为福,若带官星更妙哉。

40、若见偏财遇劫星,田园破尽若还贫,伤妻损妾多遭辱,食不相资困在陈。

41、偏财身旺要官星,运入官乡发利名,姊妹弟兄分夺去,功名不遂祸随身。

42、偏财偏印发他乡,慷慨风流性要强,别立家园三两处,因名因利自家忙。

43、偏财别立在他乡,宠妾妨妻更克伤,多欲有情妻妾众,更宜春酒野花香。

44、时上偏财,怕逢兄弟。

45、正偏财见比肩分夺、劫财羊刃,又见岁运冲合必死。

46、弃命从财,须要会财,若逢根气,命损无猜。

印绶

【总论】

1、印多者行财而发。

日主强,比劫众,印绶多,此造物太过,反为不利,必赖财星破印,使日主中和,始免满损之患。柱有明财去印主吉,若大运流年遇财乡,去印旺之病,必然称意。

如一男命,1868戊辰年正月十八日酉时生,

己丁甲戊

酉卯寅辰

此林森之命,寅卯辰会木局生火,日干强,印星多,以时支酉金损印为用神,用神在金,运喜逢金,克去累赘之印,方可发福。于庚申辛酉运,为国民党政府主席,1943年死,墓地在重庆歌乐山,名林园。

2、用之印绶不可破。

此言月令本气印绶生身,柱又少比劫,日干之福,全落在此印绶上,若被财星克了印,日干衰颓,必遭大祸奇灾。或者柱中官杀重重,身弱少比劫,有一印贴身,泄官杀而生身,可保日主化险为夷,此印绶亦大忌财来克破,财又生官杀,日主难免不遭摧残之害。故印星为用者,不可破也,不但要柱有无破,而且行运亦忌财乡。

如一女命,1991年生:

戊丁辛辛

申酉卯未

二月丁火,母旺子相,本为吉兆,不和庚辛金过重,卯木被戕伐殆尽,财神破印,日主孤立无援,财旺生杀,此财星之为祸甚烈。出生后当年的冬天即告夭亡。

【分论】

1、印绶主聪明,多智慧,性仁慈,语善良迟讷,体貌丰厚,能饮食,平生少病,不逢凶横,但吝财耳,喜官星,因官能生印。

2、有官无印,即非真官,有印有官,方成福厚。

3、印绶生月岁时,忌见财星,运入财乡,却宜退身避位。

4、印绶不逢损伤,多受父母倚荫,资财成家,安享富贵。

5、印绶多者清孤。

6、印绶喜七杀,但杀不可太多,多则伤身,原无七杀,行运遇之则发,原有七杀,行财运,或又兼死绝,或临墓地,皆凶。

7、印绶见财行财运又兼死绝,必入黄泉,如柱有比肩,庶几有解。(印行死绝并财地,无救终为泉下人)

8、杀能生印,畏行财乡,破印助鬼,绝主不祥。

9、官刑不犯,印绶与天德同宫。

10、素食慈心,印绶喜逢于天德。

11、印绶合格,行大运最忌印绶变合,遇地支三合,或变为伤局,或变成财局,或变成杀局,最为不吉。

12、金赖土生,土厚而金遭埋没;木从水养,水盛而木必漂流;火炎土燥,则不能生物;刚金不能生水(如庚日得戌之类);旺土见旺火,此必主眼疾痛疽热病;粪土不能生金;燥金不能生水;绝水不能生木。

13、水得金生而逢秋,而金白水清,秀丽堪夸,一水三金,号曰体全之象。

14,金木二印,多是俱作吉论,若火印多则火燥土裂,水印多则水泛木浮,土印多则土重金埋。

15、印绶、财星重见,百事难通。

16、贪财坏印,剥官削职。

17、月印纯粹,无财星,主文章中黄甲。

18、身旺印多,财运无妨;身弱有印,杀运何伤。

19、印绶有官,喜遇财星,印绶无官,忌见财曜。

20、印绶财伤,母年早丧。

21、印绶被伤,失宗业,抛离故里。

22、印临子位,受子之荣。

23、逢印看官而遇官,十有七贵。

24、印绶不宜身太旺,总然无事也平常,除非原命多官杀,却有声名作栋梁。

25、印绶重重享见成,食神只恐暗相刑,早年若不归泉路,孤苦离乡宿疾萦。

26、印绶多而子息稀。

27、印绶冲而财星重,身有车尘之苦。

28、贪财坏印,喜行比劫之乡。

29、印绶太过,不喜行身旺地。

30、若是逢财来坏印,悬梁落水恶中亡。

31、有印无官,享现成清高之福,纵荣华而有失,有官无印,纵富贵而伤残。

32、印绶太多身更旺,为人刑克主孤贫。

33、杀化为印,早擢高科。

34、官印在刑冲之地,意外心忙。

35、弃印就财明偏正。

36、命带倒食(即偏印),福薄寿夭,若有制合,不能为害。

37、凡命有食逢枭,犹尊长之制我,不得自由,做事进退悔懒,有始无终,财源屡成屡败,容貌欹邪,身品琐小,胆怯心虚,心事无成,克害六亲,幼时克母,长大伤妻子。

38、身弱重逢偏印,须愁颜子之伤,正食若逢枭神,未免韩信之祸,始遇者精神慷懒,重犯者容貌欹邪。

39、枭神见官杀,多成多败;偏印遇财曜,反辱为荣,身旺为贵,身弱乃常。有伤官而平生丰润,值食神则处事伶仃。

40、枭神当权,使心机而始勤终惰,好学艺而多学少成。

41、年时月令有偏印,吉凶未明,大运岁君逢寿星,灾殃立至。寿星即食神

42、枭居祖位,破祖之基。祖位即年柱

43、月逢印绶喜官星,运入官乡福必清,死绝运临身不利,后行财运百无成。

44、重重生气若无官,当作清高技艺看,官杀不来无爵禄,总有技艺也孤寒。

45、重重印绶格清奇,更要干支仔细推,支上咸池干带合,风流浪荡破家儿。

46、木逢壬癸水漂流,日主无根罔度秋,岁运若逢财运旺,反凶为吉遇王侯。

47、印绶干头重见比,如行运助必伤身,莫言此格无奇妙,运入财乡福禄真。

伤官

【总论】

1、伤官伤尽最为奇。

伤官喜身旺,喜伤尽。柱有伤官,并且伤官势盛,或得月令本气伤官,干上又有伤官,或三合伤官成局,又无一点官杀混杂其中,此为伤官伤尽。

伤官用财格:日主强,取财为用神,且宜行财运,忌比劫运;

伤官用伤官格:日主强,无财,取伤官为用神,运宜行伤官运及财运;

伤官用官格:日主强,比劫重,有财,反而可取官为用神,运宜财官;

日主弱,无印星,有比劫,取比劫用神,且宜行比劫印星运,忌伤食及官杀运;

日主弱,无比劫,有印星,取印星为用神,宜行印运及比劫运。

以上均为美格。故伤官伤尽最为奇,若伤官成格,又有官星混杂(官星透干为祸更烈),则为破格,祸患不小,运行官运,大祸不免。如:

庚己庚丁

午巳戌亥

此蒋介石之命,土金伤官佩印,贵为王侯,甲运伤官见官,战败逃往台湾,寅运乙卯年去世。此伤官用印格,唯土金伤官佩印,乃所有伤官格中最贵者。

①真伤官:月令本气为伤官,此为真伤官格。

②假伤官,月令本气不为伤官,其余干支配合而成为伤官之格,为假伤官格。

不论真伤官与假伤官,其喜忌并无分别。

诸格皆忌运逢官与柱中伤官相冲。如酉为伤官,岁运忌卯来冲,

2、伤官见官祸百端。

伤官格,日主衰弱,用比劫帮身,见官财比劫受克,伤官与官星争战不宁,所以有祸。凡柱中伤官成格,无财,见官必祸,局中有官,便为破格,一生中必遭奇祸,运一逢官,大祸临门。伤官见官,人生的悲惨之事均有可能发生,诸如牢狱、伤残、疾病、破家、破财、去职、官非、亡身等。

如一男命,1958年生:

癸癸甲戊

亥亥寅戌

此人为重庆壁山县一农民,日干支与时干支相同,为冲天杀。月干支伤官成格,可惜年上正官,伤官与官星相战,伤官未曾伤尽,“伤官见官,为祸百端”,生来就是一个“咬卵匠”性格,加上亥亥自刑,天罗相缠,必主犯罪入狱,法场亡身。1994—1998年大运在戊,伤官又见官,“伤官复行官运,不测灾来”,此运凶多吉少。1997年丁丑,丑戌相刑,日犯岁君,因贩白粉520克被捕,1998年戊寅又是官运,于4月被判死刑,执行枪决。正应古人所言:“伤官不尽又逢官,徒流斩绞祸百端”是也。

乙戊己壬

卯戌酉戌

戊生酉月,土金伤官,地支两戌,燥而且厚,天干透劫,日主不弱,妙在年干壬水,润土泄金而生木,足以用官。亥运,财官皆得生扶,功名顺遂;壬子则遂仕路之志;癸丑,支拱金局,服制重生,不吉,甲寅乙卯二十年,仕至侍郎。此伤官身旺比劫重,有财,以官为用神,乃伤官用官格。故不可一概而言伤官忌见官。

3、伤官尤喜见财星。

伤官何以用财?日主旺,伤官亦旺,宜用财;日主旺,比劫多,伤官多,有财星,宜用财。伤官用财格,只要财星得气,运逢财旺伤旺之乡,未有不富贵者也。

乙丁戊丙

巳卯戌申

此火土伤官,劫印重重,日主旺,以申金财星为用。遗业本丰,至辛丑壬运,大发财,至寅运,金临绝地,劫遇长生,又寅申冲破,故死。(此伤官用财格,运助财而发,财绝而死。)

4、伤官用印宜去财。

伤官何以用印,柱中伤官成格,日主弱,伤官旺,用印星生助日元,制伏伤官,此伤官用印格,宜行印绶比劫之运,忌柱中有财破了印星,又忌岁运行财乡,主祸。伤官用印,局内无财,运行印旺身旺之乡,未有不贵显者也。

如一男命,1888年十月十二日寅时生:

戊庚癸戊

寅寅亥子

此乃冠生园创办人,实业家冼冠生之命。金水伤官,水木林立,伤官财星重而日干轻,取戊土为用神,制水帮身。行火运大发,缘火可生土暖金,勃然而兴。(此伤官用印格,用印见官不忌,金水伤官喜见官。)

己丙辛己

丑寅未丑

此火土伤官,幸在季夏,火气有余,又日坐长生,寅中甲木为用,至丁卯运,克去辛金,破其丑土,所谓有病得药,腾身而登月殿,庆集琼林,接运丙寅,体用皆宜,仕至黄堂。(此伤官用印格,喜印星比劫,忌财)

5、伤官不怕比劫逢。

日主弱,伤官成格重逢,无印星生身制伤,柱有比劫,必取比劫为用,始免日主被泄尽元气之患,此乃伤官用劫

从八字五行看郭沫若的一副对联

从八字五行看郭沫若的一副对联

陈寅恪和郭沫若都是史学大家,前者是所谓资产阶级的,后者是无产阶级的。两人观点迥异,来往甚少。郭曽作一对句形容两人的关系。

壬水庚金龙虎斗,

郭聋陈瞽风马牛。

要理解这一对句(特别是第一句)的妙处,,就要有点天干地支五行生肖的知识。简单讲来,还是很好理解的:

郭沫若 生于1892年,农历壬辰年。壬是天干,辰是地支。天干对应五行(金水木火土),壬属水,所以郭把自己的出生年份用壬水来代表;地支对应十二生肖,和辰对应的是龙,故郭属龙。

再看陈寅恪 。陈生于1890年,农历庚寅年。庚是天干,寅为地支。庚属金,故郭用庚金来代表陈寅恪的出生年份。陈的地支是寅,对应的生肖是虎,故陈属虎,两人地支就分别以龙虎相对了。

郭沫若就是这样巧妙地用了传统的天干地支,五行和生肖等知识,写出了两人天生就要来一番龙虎斗的上联:

壬水庚金龙虎斗。

第二句接得更妙。郭,陈虽是一对天敌,但两人之争,毕竟属于学术范围,没必要剑拔弩张,兵戎相见,故此,郭俏皮的利用了两人各自的生理缺陷,郭聋陈瞽(谐音龙虎,妙极),完成了下联:

郭聋陈瞽风马牛。

是啊,一个聋子,听不到对手,一个瞎子,看不见对手,只能各说各的,各行其是,真正风马牛不相及也。

读者至此,都不禁哑然失笑,抚掌击节:此等妙句,非才情似海如郭沫若者不能得之!

这一对句原可成为史学界一段佳话,惜呼郭老先生在文革期间,出了本《李白与杜甫》,在明知陈受批斗已无还手之力时,还在书里狠狠踩了陈一脚。怎么说,这都太不地道了。

时光荏苒,二人均已作古多年。时过境迁,当年的大红人郭沫若的口碑不佳,影响式微;而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正应了他为王国维所写的墓志铭中的那句话:

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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