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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用神忌木多,土多 五行分析八字喜土,该怎么取王姓三字名？求高人分析指点！
取名具体步骤
一、 取名必知条件
1、 准确的出生时间（包括年、月、日、时）
2、 性别
3、 姓氏
4、父母姓名（可缺）
二、取名年份具体步骤及方法
第一步：列出四柱命局，根据四柱找出用神，喜神。
第二步：根据姓氏排列各种五格数理，组合变化，同时，将四柱用神、喜神之五行转化为姓名学所规定五行之数理加入其中，按重要程度、先后顺序补在人格、地格、总格、外格，找出最佳配置。另须注意，是补姓名五行数理，用偏旁，字意来补命局之喜用神次之，切记，重要的是数理（数理所代表的五行）。
A、 在此步中，还需调整好天人地三才配置，尽量取吉配置且五行相生为佳。五格全吉最好，实在不好配，四格吉也可。
B、在此步中，选吉祥数理人名，女孩还需避开孤、独、寡及过刚之数理。
C、 一般用三字姓名，即除去姓氏（包括复姓），名字为两字的，如"黄启伦、温雅迪。避免使用二字姓名（1、减少重名；2、二字姓名，外格均为2凶数，且五行数理较偏重某五行，一般情况均不太吉祥）。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四字姓名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应大力推广。
第三步：根据第二步可知名字第一字与第二字的笔划数为几，然后根据繁体字（以《康熙字典》或《取名专用大字典》为准）上(第一字)下(第二字)各排列两行,每行十几字即可。
第四步：将上下两排字相互组合几对，兼顾字义、字形及音韵几方面，并避开不良谐音，粗谷不雅等组合，选出最佳组合3～4个,供自己或客户选择。
第五步：选定小孩新名后，应将新名与此小孩四柱，均抄在一张白纸上，贴在小孩床头，大人可以多叫多念，以使新名尽早产生作用。小孩长大后，也要多写多用，作用便更加明显。
如何为新生儿起名
可爱的小宝宝来到人间，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欣喜之余必然要绞尽脑汁为孩子起一个吉祥如意、优雅动听、好认、好读、好记、好看、好听的名字。 一个好的名字具体计应注重 创意性、独特性、艺术性、性别、音律、义蕴、美学、德、操、形象设计，附合心理学、生肖、易理、先天遗传基因等诸多方面的协调配置。
1、字义要吉祥、力避粗俗、冷静、洋化字体，避免字体克害。
2、字音要悦耳，如意、阴阳平衡，富于节奏感。
3、字型要搭配协调，富于变化，便于书写。
4、要结合家风，事业及父母长辈对子女的期望。
5、有的家庭以字排辈，可防止与祖上重名，重字、重音现象。
6、根据男孩女孩的不同性别特征起名，应体现其性别特征。
7、依孩子出生前后情况取名，如当时的气候特征或出生前后有无特殊的事件
8、以出生时间取名。考虑年、月、日、季节、时辰、属相等。
9、隐寓理想抱负、兴趣爱好和目标追求，心愿寄托在名姓之中，寓意聪慧、刚毅、豁达、华贵、优美、脱俗、福寿。 不要小看这名姓符号，有的名字给人以宏伟高大、轰轰烈烈的联想，有的名字给人以文静雅致的馨香。有的人常以自己的名字激励自己而最终得以成功，也有的名字平庸，本分，令人安于现状，致使劳碌一生，这也算是一种信息吧，好名受用一生，因此，起名最好请学者专家提出意见。
新生命降临的时侯，做父母长辈的庆祝之余就是着手为自己的孩子取个名字。现在知道姓名学如此重要，姓名内涵对人生隐藏着深远的意义，给孩子取个好名立刻动手吧！
1、无论取何名字，都不要有凶恶、不吉利的字和字义
2、先查清楚先天四柱是否有缺项，如：鲁迅先生在《闰土》一文中写道“闰土，五行缺土，取名闰土”只不过不是在字义上加土，而是姓名内涵数理中取五行是土的笔画，如八画字，人格是15数；要避免用木的数理，因为木克土，如四画字，人格为11数；如果左右衡量不宜取含有土的数理，那么，退而求其次，取含火的数，因为火生土。
3、姓名天格、人格、地格的配置对人生意义一样重要，绝不能只为了在姓名中含有吉数而疏略了天、人、地格的配置。人格与地格的关系称基础运，天格与人格的关系称成功运，如受克制，基础不稳，成功难望，甚至还会危及健康或受突发性的灾难。
4、如果女孩子取名有一个特别注意的问题，必须避开女性孤独运的数理，如21、23、27、33、39等。有此=数，即使天配良缘、夫妻恩爱，短则几年，长则数十年，很容易遭受生离死别。如果照先天八字取一良名，就算是先天八字中有强烈的“伤官”克夫信息，也能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婚灾。
5、取名时一定要按照乾隆字典的笔画计算，否则，功亏一篑。有些特殊部首按规定笔画计算。
（1）、“氵”四点水算四画。如：清、洁、洗、澡等
（2）、“扌”手旁算四画。如挑、拨、等
（3）、“月”算肉旁六画。如肌、肪、脉等
（4）、“艹”算六画。如草、英、芙、蓉等
（5）、“辶”算七画。如达、迈、迅、过等
（6）、左“阝”算八画，阳、阴、陈、陆等
7）、右“卩”算七画，如即、邓、邝等
8）、“王”算五画，如琬、珀、玫、瑰等
9）、“犭”算四画。如狄、猛、独、狸等
10）、名字中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字按“1、2、3、4、5、6、7、8、9、10”画计算。
姓名内涵是发生在不断使用中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相应的一种作用力。当然商家、公司、单位的名称也同样重要。商家前途的好坏名称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这还与老板及员工的四柱和姓名分不开。
宝宝呱呱附地，父母最关心的莫过于给孩子起个好名字。许多人为了给儿女起个好名字，绞尽脑汁，翻《辞海》，看唐诗，问朋友，结果取的名字并不理想。起名，看上去容易，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两三个字的简单组合，里面却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技巧和方法。要做到名字顺口、简单、含义深刻、令人难忘，在起名时就要注意形、音、意三条原则。这一点说起容易，做起却难，原因就在于起名时存在许多忌讳，这就要初为人父母者必须处处小心，要争到防患于未然。现将这些起名时常见的忌讳归纳如下：
1、忌讳祖先和先贤的名字
汉族起名，一般避祖先的名号。其一是汉族传统极讲辈分。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扰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祖先的不敬。其二是由于汉族的特殊性决定的。汉姓，首先是承继父姓，然后起一个本人的名字，而某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有本名、父名或本名加母姓、父姓。如法国人的姓名通常为三段，即本名，加母姓，加父姓。如果汉姓名的在承继了父姓以后，再加上祖先的名字，那么两者就没有丝毫区别了，这样你根本无从分辨李四这个人到底是爷爷还是儿子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清代的雍正、乾隆时，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国讳”。但就现代人而言，仅就名论，一般不以伟人、名人的名字为名。但有人因崇敬某一伟人或名人，特意取其名为名。如李大林、张大钊，便是取李大钊、斯大林之名为名。当然姓赵、姓关的人，也不应以“子龙”和“云长”为名了，否则便会今古不分。
2、 忌讳生冷字
名字是供交际使用的，否则，名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今的时代是计算机的时代，绝大多数计算机储存的汉字仅限于常用字。如果起名时，使用一些生僻字，一般人不认识，必须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起名使用生僻字，只能白白增加别人工作的难度、麻烦。
人们在使名时选用生僻字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落俗套。但一般人们认识的常用字，却不过三、四千字，而起名又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称呼，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有人曾举例说，当你去某个部门申请工作时，主管领导看了你的履历表后，如果认不出你的名字，那么对你的印象肯定也是很模糊的。如果他在叫你时，把你的名字读错又经你纠正，这场面可能会使领导尴尬。领导会觉得失了面子而窘迫甚至恼怒，你也可能会国因为领导然连你的名字都不认识而生轻视之心。日后在上下级相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一些龃龉或不协调不融洽的现象。
起名固然要避免俗套和雷同，但不能靠使用生僻字。使用生僻字，影响了形象，妨碍了交际，可谓得不偿失。我国汉字的数量非常多，仅《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二午一百七十四字，另外繁简字、古今字、正俗字之间往往有非常细微的差别。旧时人们起名，喜欢翻看《康熙字典》这是不足取的。我们要使用工具书，最理想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它在每个字下还收录词语，这对于起名很有参考价值。使用这部工具书也要注意，里面的生僻字，使用时要注意避开。
3、 忌讳姓名字体的单调重复
有些人起名，喜欢利用汉字的形体结构做文章。例如：石、磊、林、森、聂、耳这三个名字即是此例。这种起名的审美效果颇佳，可惜我们的姓氏能如此利用 的微乎其微。而且即使石、林、聂三姓，也不可能人人都使用这种方法。
有些人取名时喜欢将姓名用字的部首偏旁相同，并将此作为一种起名技巧来推广，如李季、张驰，这种技巧实际上不值得提倡。如果姓名三个字的部首偏旁完全相同，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单调之感。特别是当你在书法签名时，就会更强烈地感觉到，偏旁部首相同的名字，如江浪涛、何信仁等，不论如何安排布局，都有一种呆板单调之感，不会产生点事纵逸、变化多姿、曲折交替，气韵贯注的美学效果。我们既然是用汉字取名，就不仅要考虑意义上高雅脱俗的抽象美，而且要注意书写时变化多姿的形象美。
上述例子说明名和姓存在形体结构的搭配问题。如果形体结构没有变化，姓名就显得呆板，拘谨。
在运用字形起名时，过去有两种技巧，一是拆姓为名，另一是增姓为名。所谓的拆姓为名是指取名时截取的一部分作为名，或者把姓分割为两部分作为名。如商汤时的辅弼大臣伊尹，其中就是取姓的一部分“尹”而构成的，此外现代著名音乐家聂耳，著名作家舒舍予（老舍）、张大弓、计午言、董千里、杨木易也都属此类。另外还有雷雨田、何人可等也是将姓拆为两部分作为名的。古人有些人将名剖分为字，如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字振皋羽，字即由名拆开而成。明代的章溢字三益、徐舫字方舟、宋玫字文玉，清代的尤侗字同人、林佶字吉人都属此类。还如清代的毛奇龄字大可等。还有些人是将姓名剖分为号，如清代的胡珏号古月老人，徐渭号水月田道，则又分名入号。
所谓的增姓为名是指在姓的基础上再增添一些笔划或部首构成一个新字成为名，如林森、于吁、金鑫、李季等。 4、忌讳多音字
我国的姓氏多半属于单音字。也有个别姓氏属于多音字，如：乐字。这种姓氏显然在交际时会造成麻烦。如果说姓氏的多音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么名字的拟定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麻烦的。山东某地有一个学生名叫乐乐乐，老师上课时却不知该怎么叫他，老师居然让这个名字给难住了。这个名字的三个字都是多音字，可有八种读法，读者有兴趣可以自行排列一下。
看来这个学生的父母是成心跟整个社会过不去，一个名字居然有八种读音，在交际场合如何使用呢？到头来别人想叫不敢叫，唯恐叫错了被人耻笑，吃亏的还是自己。别人叫不上来，可以不叫，可以避开。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别人不叫，不使用，那么这个名字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所以对于多音字应尽量回避。如果要用，最好通过联缀成义的办法标示音读。例如：崔乐天、孟乐章。前者通过“天 ”说明“乐”当读le，后者通过“章”说明“乐”读yue。最后一个用意义告诉你应读什么。
汉语有相当一部分多音字常用的只有一个音。这样的多音
字在起名时就不必担心使用时会产生误读。
5、忌读“绕口”字
起名有时可以得用叠音的方法。例如：丁 丁、方 芳、辛欣等。如果不是叠音的姓名，名和姓的发音方法就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读起来不顺口，达不到的效果。有些名字读起来费劲、吃力，弄不好就会读错、听错。原因在于取名用字拗口，几乎成了“绕口令”，如沈既济、夏亚一、周啸潮、耿精忠、姜嘉锵、张昌商、胡楚父、陈云林、傅筑夫等。这些名字，有的连用两个同声母字，如亚一、姜嘉等。有的连用两个同韵字，如既济、夏亚、啸嘲、胡富、励芝等。前一种是双声，后一类是叠韵。有的三个字同韵，如张昌商、胡楚父、陈云林、傅筑夫等。所谓“绕口”字，主要是指双声字、叠韵字和同音字。由于声母相同，连续起来发音费力；韵部相同的字连读，发音也较困难；所以，双声叠韵是造成“绕口”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忌用“拗口”字起名，主要是指不用双声、叠韵字起名。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好办得多了。
符合音美标准的起名，应当是名和姓的声母不同组，韵母不同类。例如：彭涛、冯企、娄韵、齐飞、余声、万鸿等。这些起名，由于起名和姓的声韵异组异类，因而声音有了变化，读起来比较顺口悦耳。
6、 忌读不雅的谐音
有些人的名字，表面上看非常高雅，但由于读起来会与另外一些不雅的词句声音相同或相似，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嘲弄和谐谑，成为人们开玩笑的谈资，产生某种滑稽的喜剧效果。这种语词可分为两类：一是生活中某些熟语，一是贬义词。例如：宫岸菊（公安局）、蔡道（菜刀）、卢辉（炉灰）、何商（和尚）、陶华韵（桃花运）、李宗同（李总统）、汤虬（糖球）、包敏华（苞米花）等。
上述谐音使姓名显得不够严肃，不够庄重，在大庭广众之下容易授人以笑柄。另外有一些名字易被人误解为贬义词，如：白研良（白眼狼）、胡礼经（狐狸精）、沈晶柄（神经病）等。
这种谐音往往变成绰号。父母起名时，如不慎重 ，很容易给儿女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到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7、 忌讳过于时髦的字
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总会涌现出一些极为时髦的字眼儿。如果起名时追逐这样的字，
必然使人感到家长文化素质差，简单是俗不可耐，而且这样的名字，也容易重复。五十年代的“建国”，七十年代的 “卫东”，可以说遍及大江南北；“李建国”、“马建国”、“陈建国”、“王卫东”、“刘卫东”、“赵卫东”……又可谓千人一面。由于政治狂热情绪的蔓延，把政治色彩溶入姓名中，曾一度成为最时髦的事情。诚然，名字的确需要色彩去点缀，但姓名的色彩需要五颜六色。人人都去追逐时髦的字眼儿，也未免太单调乏味了。由此不能不让人深思，虽然我国几千年封建历史，并且讲究“忠”、“孝”之类的字眼儿，如果剔除范字，“忠”、“孝”之类的字眼儿使用频率并不高。这说明古人起名也不喜欢赶时髦。历代儒家大师，那些拼起向人们灌输“忠孝仁义”的大儒们，哪一位名字里有“忠”、“孝”之类的字眼儿？孔子讲了一辈子“仁”，他为儿子起名却用了鱼类的名字鲤。追逐政治上的时髦字眼儿，只是政治上幼稚和肤浅的表现。这是追逐时髦的一个极端。
其二，中国人还是不要起过洋化的名字。中华民族的子孙是一个文明古国的传人，我们的民族有着自己的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文化价值，所以不应该轻视自己。特别是在起名上，要显示要保持民族特色。民间认为，选用近于洋化的名字，如约翰、玛丽、丽莎、安娜等，有时还是一种时髦。但在日后的社会变迁和人我交往中，可能会给对方心理上造成一种轻视和不快的印象。当然，这是文化方面不同的一种误解，但这种误解也可能会影响人去获得的机遇，为一个名字而付出这样的代价，无论如何都不划算的。
8、 忌讳过于夸赞的字
名字好听与否，不在于用词多么华美，而在于用词用得恰当到好处。但有的人可能会犯下错误：给男孩子起名，总是离不开一些过于生猛的字，如豪、强、炎、猛、闯、刚等，虽然斩钉截铁，读起来刚强有力，用男子汉派头，但也容易使人联想到浑噩猛愣、放荡无检，使气任性，不拘礼法，误认为是一些赳赳武夫，所以，自古以来，一般贵族士大夫在给男孩子起名时，都尽量避开这些字。因为中国文化认为，我之刚烈坚强，并非那些喜怒形于词色、遇事拔刀而起的血勇之人，而是一些内蕴浩然之气，遇事不惊不怒，谈笑风生的伟丈夫。有人给女孩子起名却又总是在一些春兰、秋菊、珍珍、艳艳之类的词里绕圈子，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就会使人产生飘浮的感觉。如女子名字中常喜欢的花、萍、艳、桃、柳等字眼就是。花虽俏丽明艳一时，独占秀色，出尽风头，但场风雨过后，就会零落成泥碾作尘。杨柳亦属柔软脆弱之物，成语中的柳性杨花、残花败柳等，就表示出对这种事物所具有的象征意味的情感评价。桃花令人引起红颜易衰的联想。萍与柳又都是飘零和离别的象征物。所以，民俗中认为，取名时应尽量避开这些表面上明丽的字眼。
9、 大姓忌讳简单名字
目前我国人名出现单名热，而单名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大量的重名现象。以四千个汉字计算，如果所有的人都使用单名，一个姓氏只能有四千个人使用单名，第四千零一个人就开始重名。这样，重名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相反，我国尽管人多姓少，如果采用双名，如果避免使用时髦的字眼儿，避免使用滥调，重名的概率是很低的。
从审美效果看，双名无论是字形的搭配、字音的谐调还是字意的锤炼，都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至少它选择的余地比单名要大得多。
分析徐文长的性格和特点1000字
徐渭：〔明〕字文长，号青藤、天池，山阴人。他在诗文、书法、戏曲、绘画上均有独特造诣，在水墨大写意花卉方面创造性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反对绘画上因袭前人的“鸟学人言”的做法，主张“新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他的画具有走笔如飞，泼墨淋漓而直指胸臆的特色，引起后世许多大家心悦诚服的赞叹。《杂花图卷》是他传世的佳作，体现了他用笔峭拔劲挺多变与用墨洒脱自如的艺术风格。
编辑本段简介
徐渭（1521~1593年）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参加过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和反对权奸严嵩，一生遭遇十分坎坷，可谓“落魄人间”。最后入狱七、八年。获释后，贫病交加，以卖诗、文、画糊口，潦倒一生。他中年学画，继承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等写意花卉的画法，故擅长画水墨花卉，用笔放纵，画残菊败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别有风致。兼绘山水，纵横不拘绳墨，画人物亦生动，其笔法更趋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藤画派”。他自己尤以书法自重。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袁宏道等称赞他的书法“笔意奔放”，“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他画的《黄甲图》，峭拔劲挺，生动地表现了螃蟹爬行、秋荷凋零的深秋气氛。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编辑本段经历
徐渭(1521~1593年) ，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天池渔隐、青藤老人、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天资聪颖，二十岁考取山阴秀才，然而后来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不得志与有司”。青年时还充满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孜孜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并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看中，于嘉靖37年（1558年）招至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徐渭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与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 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了抗倭爱国的英雄，曾为胡宗宪草《献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极大赏识。本以为能施展抱负，但后来 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被逮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自杀方式听之令人毛骨悚然，用利斧击破头颅，“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又曾“以利锥锥入两耳，深入寸许，竟不得死”。还怀疑其继室张氏不贞，居然杀死张氏，因之下狱，度过七年牢狱生活。 后为好友张元忭（明翰林修撰）营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穷困交加。 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当官的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 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小时候非常聪明，二十岁考上秀才，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再升职。青年时的他充满积极的进取精神，希望能治理国家，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很有想法，曾参与过中国东南沿海抵抗倭寇的斗争。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爱国英雄，曾为胡宗宪编写《献白鹿表》，得到明代皇帝的很大赏识。但后来因为某些政治牵连，他的精神深受刺激，蓄意自杀九次，自杀的方式令人吃惊。晚年的他命运更加困窘，画画成为释放自己内心情感的唯一方式，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才。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写意花卉，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不简单的追求物象外表形式，独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来的影响很大。他的才能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中，他编写的杂剧《四声猿》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到处搜寻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宣扬徐渭。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后来喜欢徐渭画的人很多，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处于祝允明之后，他和祝允明一样学书的路子毫无例外是属于二王一脉，他倾慕王羲之的人品书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给他的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他在《书米南宫墨迹》一跋中激动地说：“阅米南宫书多矣，潇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见。”没有广泛的研习，是不会作出“潇散爽逸”的恰切评述，可见他对米芾的深悟透解。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他自己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又曾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也难怪，“知者”又有几许？
史载他“醉后专捡败笔处拟试桐美人，以笔染两颊，丰姿绝代。转觉世间胭粉如垢尘，不及他妙笔生花。”他的作品不拘于物象，能抓住其神气，用秃笔铺张，势如急风骤雨，纵横脾睨。他的大写意泼墨之势，继陈道复以后，更加狂纵，笔简意浓，形象生动，影响深远。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清代朱耷、原济、扬州八怪中李（善）、李方膺都受其影响。数百年来势头未衰。在作品中，徐渭经常题诗题句，借题发挥，抒写对世事的愤懑，所表现的思想政治倾向多比较激烈。如他题《螃蟹图》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正是对权贵的憎恨与轻蔑。徐渭亦工书法，行书效仿米氏，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绘画对后人影响之深。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认为徐渭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书林藻鉴》）。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者，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对后人影响之深。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
独具时代特征的“文坛边缘人”——徐渭
常听人提及“某某是一个幽默的人”，人们对于幽默的理解仿佛仅存于表面上的滑稽引人发笑。从不胜枚举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可以看出徐渭也是一名幽默之人。而他的风趣幽默确是充满了机趣，非一般俗人之“幽默”可比。徐文长生处明朝由盛转衰之际，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心态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处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以及文长本身幽默机智的个性铸就了他“道在戏谑”的艺术精神。作为中国艺术史上一抹不可忽视的云彩，徐渭的价值早已被人所发现，对其进行的研究也从未间断。从明清时期至1949年将其作为艺术家进行专门研究并且产生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目前，对于徐渭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综合性研究；（二）人格心态研究；（三）思想研究；（四）艺术研究。”（《道在戏谑——徐渭艺术精神特质论》马宝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这些大量的研究中不免多有侧重，或过于陈述其生平、或仅对其思想进行一番高谈阔论、或将其文本世界割据开来、或渗透过多的个人观点。缺乏对文长的研究做出一些睿智而不失历史的认识。近日所读马宝民先生《道在戏谑——徐渭艺术精神特质论》（同上），其选取徐渭生命中最具代表的事件，以人格心理来诠释其艺术精神的特质和表现。本书认为正是因为其人格精神是在“自我建构”和“他者”的语境中形成和完善的，所以产生了徐渭的“道在戏谑”。
人格心理学（personality psychology）作为心理学的分支之一，被定义为研究一个人所特有的行为模式的心理学。Personality一般解释作性格，但在心理学领域中更多地被译作人格。人格不仅简单的包括其性格，而且还包含个人观点、信念。什么是人格？对于人格的定义在心理学领域也是众说纷纭。“我将人格定义为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人格心理学》，【美】Jerry M Burger著，陈会昌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次版）人格是稳定的。一个人的性格特点不会今天一个样，明天又变一个样。但承认这种性格上的稳定性不代表人的行为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也会生发出不一样的行为方式。人际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我们内部影响着我们的情绪、行为以及认知。每个人都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应对恐惧、迎接焦虑的能力。但在处理这些焦虑和恐惧之时所产生的差异才是对个人性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一句格言谈及“人与人之间很少有差异，但差异真正起作用。”这句话几乎总结了人格心理学家的观点。用人格心理学去研究兼具多重身份的文长是比较睿智的选择。
马宝民先生《道在戏谑——徐渭艺术精神特质论》以徐渭的人格心理作为出发点，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将其文本世界割据以及以简单的历史叙述方式。而从徐渭的人生经历入手，结合社会背景，选取其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对其影响最大的事件作为切入点，结合自我分析和他者评论；通过对典型事件的分析，探索其人格心理形成的原因。该书分为三个部分，先对其徐渭在明代艺术史上的地位以及研究价值在已有的研究给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正所谓想要创新就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远眺。马宝民先生在本书中将徐渭放置在整个明代、整个艺术史中对其生命线索进行梳理以及探究其艺术成就。其创新之处在文中也有提及，即“问题创新”、“观点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其次对徐渭所经历的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的政治、经济以及士人的意识形态作了详细的背景介绍。在这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统治者集权政治的削弱，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奢靡之风盛起。徐渭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其身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最后为本书重点，即以“道在戏谑”为中心，分析其“精神构建”、“艺术精神”以及“艺术呈现”。
“道在戏谑”出自于徐渭的《东方朔窃桃图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2页），徐渭形容东方朔“盗攘匪污，谐射相角，无所不可，道在戏谑”（同上）。据《辞源》，“戏谑”的本义是“玩笑”，但后来也引申为“幽默”、“滑稽”。这里的“戏谑”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身心愉悦了，而是涵盖了丰富的内涵（上文有提及）。徐渭的“戏谑”就包含了这样的成分。都说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徐渭对东方朔极其赞赏一方面是他们都才华横溢却不得施展，因而徐渭常以东方朔自喻；另一方面是传说中东方朔得了道，成了神仙。由此可见，徐渭一生虽不得志，但并非整日愁云密布、自暴自弃。尽管有“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无奈；也有“老子从来不遇春，未因得失苦生嗔”（《芙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0页）的豁达。徐渭对于人生的彻悟，面对痛苦失意时的无所畏惧，都是因为他在人世间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痛苦无奈以后体悟到人生的价值在于苦中作乐。文长在《头陀趺坐》中说到：“人世难逢开口笑，此不懂得笑中趣味耳。天下事那一件不可笑者。譬如到极没摆布处，只以一笑付之，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徐渭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2页）作者马宝民先生在书中关于徐渭“道在戏谑”的精神内涵提到了三点，即“游戏精神”、“喜剧精神”、“戏谑归真”。（第128-137页）关于对艺术起源的探讨，是学术界讨论已久的话题，各种理论纷繁复杂，其中德国著名美学家席勒和英国学者斯宾塞就提出了“艺术起源于游戏”。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也提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庄子的哲学思想也将“游”作为思想的重要部分，这里的“游”就是绝对的精神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并且其内涵不断生发，与艺术精神相结合。徐渭在艺术创作中的游戏精神正是他对于人生的理解。
徐渭早年坎坷的命运、复杂的个性等种种原因形成了他丰富而又矛盾的人格，进而影响其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早年间疯狂考取功名，一面有着士人放荡不羁的个性，一面又渴望早日寻得功名改变自己的生活；一心想要超脱世俗然而又必须得维持生计。正是一个这样复杂且矛盾的个体，学者们对徐渭的人生分期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周群将其分为六个阶段“早年学履、越中十子、戎幕生涯、病狂入狱、十年萍踪和晚年寓居。”（《徐渭评传》，周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2页）付琼根据徐渭身份的变化产生的散文内容和风格的改变，将其归纳为：“诸生期和山人期。”（《徐渭散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周时奋又将其分为九个阶段，即：“水乡、越中十子、蹉跎年华、幕府、几度风霜、在狱中、北地、暮云、水墨之花。”（《徐渭画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次版）周群所著是全面系统地考述徐渭生平；周时奋以较为抒情、柔和的语言对其徐渭的一生进行叙述，用传记的手法详尽的介绍了徐渭本人以及艺术主张和艺术作品；而付琼则主要针对徐渭在散文方面的建树所做的研究。学者对于徐渭的分期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研究方向和研究目的不同。本书以人格心理作为切入点，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热衷于自尊的儒者”、“放逸与坚守的山人”和“超脱与自适的畸人”。（第82-119页）学术界常将徐渭入狱作为其生命活动的转折点，入狱后的文才人生理想破灭了，一瞬间全无政治抱负、功名之心，之前的人生愿景全成泡影。所以入狱之前的这一时期自然成为了作者对其分期的第一期。在这一时期，徐渭屡战屡败，曾8次应试不中，家中时不时地发生悲剧，他的人生也因此陷入了焦虑、困惑，但骨子里的傲气依然存在。徐渭在《自为墓志铭》中对自己评价为“傲与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徐渭性格中的狂傲是极度自尊和自信的表现。从深层心理分析，极度的自尊源自极度的自卑与脆弱的个性心理。”（文中83页）社会的变迁会影响个体的心理以及行为。历史人物身份形象的变化是社会时代风潮的反映，是历史建构的结果，体现了历史事件的选择。而历史事件又是为现实服务的，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动态的了解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作者对徐渭人生的分期也反映当时集权统治的松动、宦官专权下的政治腐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商人地位的提高，社会上奢靡之风盛起。最后又反映在学术上，心学在那一时期尤为兴盛。
作为“文坛边缘人”的徐渭，在明朝中期模仿之风盛行之时，仍能对这种风气做出反抗，也敢于向权威挑战。文中用“文坛边缘人”形容徐渭。“边缘”二字渗透如今社会的方方面面，“边缘”、“边缘空间”时常在耳边响起。“边缘并非事物的结束……而是显现事物的开端”（马丁·海德格尔）。《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将“边缘”解释为：“沿边的部分；靠近界线的，两方面或多方面有关系的。”一般意义上讲，边缘是一个事物区别另一事物的空间界定。在如今社会发展迅速，城市的各项功能多集中于一定范围内，这就容易造成按同质性原则界定空间，以至于忽视建筑主体与周围环境的整合，忽视公共空间的维护，忽视对边缘空间的漠视。由于城市发展进程中对于边缘空间的漠视，其导致了建筑、城市、环境的割据，丧失了空间之间的功能关联，城市的发展也因此变得越发畸形。“广义上看，从城镇间的分隔带、建设单元之间的公共交错带，到联结城市中各功能单元的水系、街道、建筑檐廊……在地理区位上都属于边缘空间。”（“边缘效应”──一个广阔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生态视域，邢忠著，《新建筑》2001年第03期）各类不同层级的边缘空间将城市中的各种功能单元与空间整合为一体，在城市空间格局与建筑涵构中有着积极的意义。同处于主流文化另一端的“边缘人”又具何意？“边缘人”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对于“边缘人”这个概念莫衷一是百口莫辩，狭义的将其理解为“在新旧文明价值观的碰撞下或者不同种族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一种人格分裂”。徐渭曾说：“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叶子肃诗序》，徐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9页）不论人学鸟语还是鸟学人语，其本质都是不变的，人还是人，鸟也始终不会变成人。用以讽刺那些不出己心而只知无脑模仿他们作品还自称诗人的人。在徐渭眼中，这种所谓的主流正是他所鄙夷的。处于文坛边缘的文才认为真正好的作品是能吐露真情，不拘泥于形式的。是否能真正打动人是其评价诗文的重要标准。徐渭之所以能追求真情，一方面是作为旁边者，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对其有着更加深刻的思考；另一方面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阳明心学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王阳明心学》，王觉仁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7月版）在绘画上，徐渭也以“边缘人”自居。稍晚于徐渭的李贽在对徐渭《拜月亭》和《西厢记》等进行评价的时候提出“化工”与“画工”的概念。其认为艺术造诣有“化工”和“画工”之分。‘画工’是一种人为的极工尽巧，违背自然真实，它虽能夺自然造化之细腻工巧，却无法与真自然相比；‘化工’乃指对客观对象的描述要达到逼真生动的程度。在徐渭还未正式作画之前与其妻潘氏的对话中说道“画画？这有何难”“哎呀，丹青之法，小技耳。我说的是，画与诗是一样的，贵在意境，意在笔先，下笔如有神。画景状物，在我看来，就是抒发心中之情，诗在凝子炼句，画在丹青挥洒，其理一也。我这个人就是感觉好，画就在心中。”（《徐渭画传》，周时奋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次版，第33页）看似轻描淡写的语气反映了文长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其“真我”观关注创作主体的内心。徐渭对自己的创作体验进行了概括，即“师心纵横，不傍门户，故了无痕鉴可指”（《诗说序》，徐渭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1-522页）徐渭在中年时期开课收徒，以幽默的讲话方式教导学生说要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和敬畏之心，要不然，只能是死读书。“道在于悟，不在于传教。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又如何传得？是故教书先生之责，在于启悟。须知先生必不如后生，而然后有人才出。” （《徐渭画传》，周时奋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次版，第53页）。文长作为明朝中期文坛的“边缘人”，客观上由于当时文坛上模仿之风日盛，政治腐败宦官执政，士人空有一身伟大抱负而得不到施展，社会上种种矛盾使部分像徐渭那样的知识分子“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小窗幽记》，陈继儒著，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0页）
“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徐文长传》，陶望龄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1页）徐渭将他的书法排在了首位，而将其绘画排在最后。绘画对于徐渭来说有两方面的价值：其一是作为“答饷”之用；其二为愉悦身心的自己情感的宣泄。徐渭最为后人所敬的就是他的文人大写意画，其画作逸笔草草，墨色淋漓。徐渭不拘形式、放荡不羁的性格特点，与其信笔书写的方式和书画上的总体风格有许多契合之处。在艺术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墨的运用，将其大写意的创作手法与“墨戏”相融合，形成自己独具特色、超越前人的“墨戏”观。在此之前用墨典型的还有王维、张璪的“破墨山水”；苏轼的“游戏翰墨”；米氏云山的“云山墨戏”；元代倪瓒、吴镇、赵孟頫等也以“墨戏”著称。中国画墨法之一的“破墨”法，其墨色变化丰富，以朴素的黑、白、灰产生对比变化，使画面千变万化。在画面中所产生的浓淡、干湿，体现出道家“阴阳”、“黑白”的哲学观点。徐渭书画创作中最主要的媒介就是墨。在创作中充分发挥墨的浓淡、深浅、有无，将水和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巧妙的做到形意相合。“墨戏”在《辞源》中解释为：“墨戏，写意画，随兴成画。”说明了“墨戏”的写意性和随兴而成画的特点。前面也谈及徐渭作画主要是作为“答饷”以及愉悦身心之用。明朝中期，社会风气日趋下降，人们沉迷于奢侈享受的生活之中。心学再次走上历史舞台，实现不了自身的政治抱负，于是投身与佛教的怀抱。明朝中期的帝王总的来说是崇佛的，真正社会层面上的崇佛也是从明中期开始的。文长在自身和社会的影响下也自然崇敬佛教，同时将其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徐渭早年为求得功名习儒家之学，饱读四书五经，在其作品中也隐约可见。但“习儒却不被其所缚”，儒、道、佛三教合一催生出独具个人特色的大写意画、“本色论”戏剧观。正是这样的一位的“文坛边缘人”对传统价值观念与世俗规范的反抗，在今天看来他的率性、放荡反而更具时代特征。
徐渭生平简介
徐渭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1521年3月12日）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观桥大乘庵东（今属浙江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鏓曾任四川夔州府（治今重庆市）同知。徐鏓的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
继娶苗氏，不曾生育。徐鏓晚年纳妾才生下徐渭，徐渭自幼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在徐渭出生百日后，徐鏓便去世。十岁时，徐渭的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门，骨肉分离，对他而言刺激颇深。
徐渭十四岁时，苗夫人去世，徐渭随长兄徐淮生活。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又缺乏手足之情，相处得不甚愉快。
徐渭青少年时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疼爱，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 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享誉远近。
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将其与东汉的杨修、唐朝的刘晏相提并论。在世态炎凉之中，徐渭形成了既孤傲自赏，又郁郁寡欢的性格。
扩展资料：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超越了时代，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曾说过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
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